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出版事业有了迅速发展，成就令人瞩目，但它也经历过风风雨雨的曲折过程。回顾三十年来走过的道路，思考和探索应坚持的和该扬弃的，这对于推进翻译出版事业更加健康地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若对翻译出版三十年的发展粗略划分，我以为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打开“窗口”阶段（1978—1988）
十年动乱期间，我国翻译出版属于重灾区，那时除了翻译出版马列著作，以及像越南的《南方来信》这样极少数所谓外国进步文学以外，翻译出版几乎成了空白。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极左路线逐步被淸算，翻译出版事业也相继得到恢复与发展。一直到1988年的这十年，可以说是翻译出版打开“窗口”的阶段。

一、打开“窗口”，突破“禁区”，积极引进外国特别是西方大国的作品。
1978年，为解决因十年动乱而造成的全国性书荒，当时国家出版局决定组织京、沪等主要省市，赶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狄更斯等西方著名作家的一些经典名著。这些书尽管只是重印，但它毕竟开始冲破对西方文化的禁锢，成了翻译出版打开“窗口”的前奏曲。接着一批外国当代电影如《望乡》、《追捕》、《人证》等放映，更给长期闭塞的中国观众吹来了一缕新奇的空气，促进了人们思想的开放。
反映在翻译出版上，就是突破“禁区”，敢于出版以往被限制的图书。例如，四川人民社的“走向未来丛书”，引进了一批西方学术新作，一时颇有影响。长达11卷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985年终于得以在我国翻译出版。文学类图书窗口开得更大。人文社和上海译文社，加快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世界名著丛书”、“外国文艺流派丛”等“三套丛书”出版的步伐。新创刊的大型翻译杂志《译林》，及时译载了一大批西方当代文学新作，随后成立的译林社，又推出了反映西方当今社会现实的“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还有漓江社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湖南文艺社的世界名著重译等等，都为八十年代翻译出版的振兴做出了贡献。六七十年代曾经只限内部发行的一批西方作品（俗称黄皮书），如《麦田里的守望者》、《战争风云》、《愤怒的回顾》等，此时都冲出“内部”公开出版了。据估计，这十年间新书品种的增长，约有百分之十是来自翻译出版。

二、引进西方现代思潮与流派，活跃了学术思想。
实行对外开放初期，有一批后来被誉为“开放的翻译家”如董乐山、施咸荣、梅绍武、袁可嘉、柳鸣九等人，他们思想解放，熟悉西方文化，顶住压力充当起促进新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架桥者。当时他们参与翻译或主编的《等待戈多》、《推销员之死》、《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等，使中国读者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现代的思潮与流派。
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4月15日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去世，正受到对外开放鼓舞的中国出版界，竞相出版《鼠疫》、《局外人》、《萨特自述》等存在主义图书，柳鸣九、施康强等专家还发表《给萨特以历史地位》和《萨特的存在主义释义》等文章，使我国读书界特别是高校学生中，一时兴起了“存在主义热”。这个时期翻译出版的外国文艺思潮和流派，主要包括：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心理小说、法国新小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日本推理小说和后现代主义等。
在政治学术著作方面，早在六十年代初，曾指定几家出版社翻译出版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作为“反面材料”（即黄皮书）内部发行。到了1980年4月，国家出版局、中央编译局、中国社科院及人民出版社相关负责人再次商定，参照“黄皮书”的出版办法，继续出版有参考价值的外国政治学术著作。经专家推荐，确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民主与社会主义》、《笫四国际》等167种书目，交给26家出版社分工出版。到1983年出版了63种。这套书虽限内部发行，但从挑选书目到组织翻译出版，都需要搜集和研究外国的资料，这对于促进思想解放，活跃学术空气，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拨乱反正的阻力并未消除，翻译出版物的价值评价存在分歧。
党中央关于拨乱反正的方针，为翻译出版松了绑，但也不时遇到阻力。这种阻力，有的是来自“左”毒尚未彻底肃清；有的是习惯于使用长期受禁锢时眼光看待新事物，导致了对翻译出版物价值评价的分歧。
（1）《尼罗河上惨案》的风波。1979年11月《译林》创刊号上，译载了正在全国热映中电影的小说原著《尼罗河上惨案》。不料当时全国性外国文学研究机构的一位著名专家上书胡乔木同志，严厉批评江苏出版《尼罗河上惨案》和浙江出版《飘》，是“趋时媚俗，只图赚钱”、“我国出版界从五四以来从来没有如此堕落过”、“不知把社会主义飘到哪里去了”。此信被批转江浙两省省委“研究处理”。当时《译林》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后来江苏省出版局党组上报省委，认为《尼罗河上惨案》既不诲淫，又不诲盗，还揭露了英国上层社会勾心斗角的丑陋面目，电影已经放映，出版它的小说原著，怎么就成了“媚俗、堕落”！1980年4月在中国作协召开的“全国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当时中宣部王任重部长在总结时针对这件事说：“这些信和江苏省委转发时写的按语，我和耀邦同志都看了。耀邦同志要我说一下，这件事就这样处理，就到此结朿。”事后写信的那位专家，也向江苏出版局和《译林》的同志表示了歉意。至于对出版《飘》的批评，更是惊动了邓小平同志。1980年6月13日，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代表团时说：“你们有一本小说叫《飘》，是写南北战争的，小说写得不错。中国现在对这本书有争论，有人说这本书的观点是支持南方庄园主的。我门翻译出版了这本书。出版了也没有关系嘛，大家看一看，评论一下。”小平同志的这些看法，不仅为这封信引发的风波做了结论，更为此后翻译出版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2）“清除精神污染”带来的反复。1983年随着报纸上对“人道主义”和“异化”批判的升级，到冬天就提出要“清除精神污染”。一开始把奇装异服、流行歌曲都看成是“污染”。在翻译出版上，则要求清查自1980年以来发表的各种书报刊。在这种舆论压力下，“萨特热”降温了，黑色幽默代表作《笫22条军规》挨批了，就连《译林》杂志上一篇涉及日本妓女身世的短篇小说《我的茉莉子》，也被一些“戴黄眼镜的人”当成责难的把子。更不可理解的是，本来就是当作“反面教材”内部发行的“黄皮书”，这时也被某些权威人士认为“扩散这些东西，这不能不说是精神污染”，“助长了自由化思想的泛滥”，以至不得不叫停原定的出版计划。1984年虽然还允许三联、商务、社科、新华、世界知识五家中央级出版社可以少量出版这类“黄皮书”，但他们都有顾虑，无意再冒风险，至此，翻译出版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一事，就到此夭折。
（3）《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停售的争议。此书是英国著名作家劳伦斯的名著，在西方曾一度被教会势力认为渲染色情，但后来已获平反。八十年代初，此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率先翻译出版，但立即被停售，出版社还因此受到批评。此书该不该停售，当时和现在都存在争议，尽管尚无定论，但当年被停售这件事，至少反映了对某些翻译出版物的价值评价存在不同的认识。
1983年底，胡耀邦同志在一次与新闻界人士谈话中，強调要分清“精神污染”的界限，其中涉及翻译出版的认为，世界公认的名著不能封闭，资产阶级作家写作的有名小说中，即使有点色情描写也不要紧。我们要禁止的是专门描写性生活的作品。这个精神贯彻以后，出版界一度困惑的思想得到了澄清。总之，“清除精神污染”这一反复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使当时翻译出版正在上升的势头明显受到了挫折。

四、膨胀过快，翻译出版一度呈现滥和乱的现象。
“清除精神污染”不当做法被纠正以后，学术、文艺界各种思想、观点的发表和讨论很活跃，翻译出版的门类、品种和印数都迅速增加，但到八十年代后几年，翻译出版膨胀过快，以至出现了过滥和混乱的现象。表现在：
（1）内部发行书失控。以前有些翻译书实行内部发行，控制印数，不标明“内部发行”但限内部征订等不同发行方式。八十年代后期，不少原定内部发行的外国政治学术著作，被出版社改为公开销售；原先经专家选定的外国政治类翻译书目，也被有些社自行扩大了。这类书引进欠慎，又缺乏必要评论引导，以至在部分读者特别是青年中产生了消极影响。
（2）外国文艺书刊充斥市场。那时出外国文艺书很赚钱，许多公营出版社包括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出版社纷纷挤向这个领域，加上民营书商的介入，翻译出版的主体顿时倍增，出版外国文学的刊物也多达二十多家。翻译出版市场在鱼龙混杂之下，出现了一批赤裸渲染色情和暴力的翻译书。刺激的封面，低俗的内容，一时在柜台、书摊到处可见，直到出版了《玫瑰梦》这类淫秽的翻译读物，不仅遭到查禁，也伤害了外国文艺书在读者中的声誉。
（3）引进外国漫画书把关不严。这期间，电视台和出版社都引进了不少外国的特别是日本的儿童漫画，其中有健康的，但也确有过分宣传暴力、恐怖等消极倾向的，引起社会上不少舆论的非议。因为漫画书需要翻译的文字很少，翻印图像成书快，成本低，利润高，促使很多人尤其是一些书商竞相抢割这块“洋蛋糕”，结果难免又带来了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