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斯诺邀请去陕北苏区

    1936年6月中旬，我正在准备毕业考试。一天，埃德加·斯诺秘密地告诉我，中共中央已同意他的请求，去陕北苏维埃地区参观采访。他虽然会说一些中国话，但还不怎么行，问我愿不愿意陪他去陕北采访，帮助他做翻译。真是喜从天降，我不假思索，立即高兴地一口答应了。

    斯诺同我简单地计划了旅程，他先去西安，办好有关我去那边的手续后，即按约定的密语电告他在北平的妻子海伦，我就可以动身，到西安西京招待所同他见面。他很快坐火车离开北平。

    我不露声色，应付了燕京大学的考试，照了带着学士帽的照片，还请大学的秘书蔡一谔先生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张学良将军，证明我是燕大毕业生，来西北考察银行事业，希望予以关照。这时我发现手里的钱不足以保证西北之行的需要，便找海伦借了三十块银元。为避免走漏风声，我直接向中共北平市委的黄敬同志汇报了同斯诺作了上述约定的情况。他同意不必经过支部上报。

    斯诺离开北平几天后，海伦通知我说，收到斯诺的电报，我可以动身了。我提了一个皮箱悄悄离开学校，宿舍内的一切原封未动，也未告诉任何同学和亲友。

    我如约找到斯诺下榻的旅馆——西京招待所，这是当时西安唯一的一家较现代化的高级饭店。我敲门后走进房间一看，除了斯诺外还有一位外国人。经斯诺介绍，得知他是美国人乔治·海德姆医生，也是和斯诺一样，经宋庆龄推荐去陕北的。海德姆就是后来献身苏区和新中国卫生事业而举世闻名的马海德大夫，也是我的终身挚友。斯诺、海德姆和我都是第一次到西安，在等待出发去陕北的通知之际，我们利用短暂停留的几天时间一同去开元寺、碑林、大雁塔等地游览。之后，斯诺和海德姆就由一位东北军上校军官和中共驻东北军的联络军官陪同，乘坐东北军军车向延安出发。我留下来等待下一批交通员带领北上。

    当时陕西和西安的政治情况很复杂。这里有张学良统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领导的西北军部队，也有国民党中央军的特务系统和康泽的别动队。张学良是国民党剿“匪”总司令部的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的职权。
    斯诺一行出发北上后，我一个人留在西安等候。

    大概是7月20日晚上，我才到达陕甘宁苏区东部的前沿指挥中心——安塞县的白家坪。当晚，李克农和边章五同志在灯光下询问了我的个人经历和党的组织关系。我很高兴地把一切告诉了他们。

    又经过一天的行程，到了保安县（今志丹县），我被安排同斯诺和海德姆住在一起。我很高兴与他们重逢，我们热切地交谈别后的情况。斯诺告诉我，他已几次采访过毛泽东。毛主席侧重谈了当前中国形势和共产党关于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准备对日作战等方针政策，还谈了他自己的历史，是吴亮平和陆定一同志帮助翻译的，他收获极大，记录了好几本。只是他觉得一些重大的政策问题和人名、地名还记得不太准确，希望我帮他查询订正。

    在苏区，人们对金钱的观念非常淡漠。到了保安，我向海伦·斯诺借的钱还剩下十五块大洋，放在我的裤兜里，丁零当啷的，很累赘，我把它们交给了林老伯渠（苏区政府的财政部长）。他很高兴地说，谢谢，这是苏区金库的第一笔个人捐款。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我和王林同志按约定时间去看望毛主席。毛主席对我说，一二·九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只是因为消息闭塞，在一二·九之后好久才知道。

    在保安，斯诺采访毛泽东之后，访谈了上百位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指战员。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帮斯诺制订了采访计划。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三位老革命是名列前茅的采访对象。在采访中央书记洛甫（张闻天）和宣传部长陆定一时，他们往往直接用英语交谈。洛甫对斯诺用了四个多小时介绍了我党的理论、政治路线和当时的政策。斯诺同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即苏区政府外交部负责人李克农几乎天天见面，斯诺一有事就找李克农商量。红一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向斯诺提供了有关红军的各种重要数据，增加了斯诺采访的说服力。林彪、蔡树藩、罗炳辉、张爱萍、耿飚、黄镇、伍修权和许多红军干部、战士和红小鬼向斯诺畅谈了红军在长征中创造下的大量不可思议的人间奇迹。

    8月下旬，斯诺在陕北的采访计划大体完成，就要出发去红军在宁夏的前线了，那里有国民党包括马鸿逵的二十万大军同红军对峙着，战斗频繁。我们去向毛主席告别。斯诺提议给毛主席照一张相。我们走出窑洞，在明亮的阳光下看到主席穿的衣服还挺整齐，就是头发比较乱。斯诺就把自己头上缀有红星的崭新的八角帽摘下请主席戴上。这张照片成为斯诺最得意的作品，后来更成为全国人民家家户户最喜欢摆放的毛泽东像。1971年冬，斯诺病重，他的好友玛丽·戴蒙德女士到他瑞士的家探望，拍下了他凝视这张照片的镜头，透过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深深地沉浸在对那段往事的回忆之中。

    离开保安前，毛泽东曾交待请斯诺先把他（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与政策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要我译成中文，即时派通信员专程送回保安，他好核定。我们利用去前线路上中午休息时间，在阳光底下，斯诺用打字机打出笔记记录，我一面就译成中文，译完一篇就卷起封好，请红军派通信员送保安交毛泽东。这样工作了三次，完成了毛主席交待的任务。

    在去宁夏前线的行军途中，我和斯诺、马海德三人由一个班的红军马队护送。出发前，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给两个外国人各一匹马，给我的是一匹六岁口的温顺的母骡子。一次，我骑在这匹骡子上，正悠闲地观看四周的风景和地貌，忽然前面的马队看见一大群黄羊，骑士们急忙纵马飞奔，追捕黄羊。我的骡子也紧跟着蹿上去，一下子肚带给崩断了，我没有提防，还未来得及拉紧缰绳和踏好马蹬，早就连人带鞍子摔了下来，顺着草坡滑了几米远，制服胸前五个扣子全都蹭飞了。马海德连忙下马给我检查，发现我很侥幸没有受伤。由于红军非常吝惜为数很少的子弹，没有人开枪打黄羊，追了一阵子就都遗憾地归队了。

    在宁夏前线的预旺堡，斯诺访问了一方面军和前敌总指挥部，他用敏锐、客观、深刻和探索的眼光观察和采访了红一方面军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左权、政委聂荣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红一师师长陈赓、红军骑兵一团团长张爱萍、第一师政委杨成武、第二师师长杨得志和红二师政委肖华等同志和许多干部战士，参观了部队训练和防空演习，他在访问苏区前拟定的九十个问题都找到了解答。

    在采访中，斯诺十分注重眼见为实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并拍摄了大量照片。他原想把我和海德姆也纳入镜头，但我和海德姆一到苏区即下决心不再离去，所以向斯诺提出，请他在报道中不要提及我们的名字，也不要给我们照相。因为海德姆还有亲属在美国，我也考虑，如果组织上派我到国民党地区做秘密工作，斯诺任何照片和文字报道对我以后的工作都是不利的。所以我叮嘱斯诺写文章、写书都不要用我的名字和照片。斯诺遵从了我的要求，我也注意在他照相时总是避到一旁。直到抗战初期国共关系有所变化，我才改变上述做法。斯诺是一位十分重友情和诚实的人，他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并且忠实履行自己的诺言。他的书在新中国成立后再版时才提到我的参与。顺便提一下，这时，经组织批准，我已不再使用原来王汝梅的名字，而改称黄华。乔治·海德姆也按宁夏人的大姓改姓马名海德了。

    1936年9月初，前敌指挥部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我军行动方针的通报，指示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开赴甘肃南部，打下一两个城镇，以便迎接朱德总司令带领的四方面军和贺龙、任弼时带领的二方面军。此时又得知蒋军嫡系胡宗南部队已经从河南郑州向西安、兰州开拔，企图同国民党其他部队共三十万之众从南、西、北方面出击，剿灭即将会师和立足未稳的红军。斯诺必须及时离开前线和陕北苏区，不然通往西安的公路可能被切断，那么他就不能回到北平，也不能用他独家采访得来的极宝贵资料写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了。

    得知二、四方面军即将到达甘南同一方面军会合，我和马海德当然很想跟随部队去亲眼观看红军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师的伟大场面。9月7日，在预旺堡，一起度过十分不寻常的马背生活的三个“赤匪”——斯诺、马海德和我就要分手了。马已备好，随行人员都在等候着。我们三个人相互热烈拥抱，六只手紧紧地叠在一起，像庄严地宣誓：为了新的中国，我们将坚定地奋斗不懈！斯诺回到北平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发报道给英美各大报刊，宣传红军的事迹和主张，这些报道是当时最轰动的新闻。他感到遗憾的是没能见到还在长征路上率领四方面军北上的红军总司令朱德。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的妻子海伦·斯诺——这位才华出众的同情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作家——在1937年春到延安采访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