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文学翻译最重要的就是审美忠实。换言之，文学翻译的生命在文学，在文学性或文学审美。

　　●随着国际交流的频繁、外语热的白热化和懂外语人数的迅速增加，当下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主要问题，较之准确性，恐怕更在于文学性的缺位，以致读起来味同嚼蜡。

　　●文学翻译实践丢掉了文学性，文学翻译批评又丢掉了文学性甚至学术性，不妨说是当下译界值得警惕的一种退化。

　　林少华：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翻译家。

　　幸也罢不幸也罢，近两三年我的文学翻译作品颇受关注。人家慨然关注我，而我若一言不发，一来有失礼之嫌，二来有误解之虞，二者均无助于翻译事业的发展，故今天斗胆撰文。与其说是回应，莫如说借机谈一下我的所谓翻译观，即我所大体认同的关于翻译的言说或观点，当然也多少包括我个人的体悟。

　　我倾向于认为，文学翻译必须是文学——翻译文学。大凡文学都是艺术——语言艺术。大凡艺术都需要创造性，因此文学翻译也需要创造性。但文学翻译毕竟是翻译而非原创，因此准确说来，文学翻译属于再创造的艺术。以严复的“信达雅”言之，“信”，侧重于内容（内容忠实）；“达”，侧重于行文（行文忠实）；“雅”，侧重于艺术境界（艺术忠实）。“信、达”需要知性判断，“雅”则更需要审美判断。审美判断要求译者具有艺术悟性、文学悟性。但不可否认，事实上并非每个译者都具有相应的悟性。与此相关，翻译或可大体分为三种：工匠型翻译、学者型翻译、才子型翻译。工匠型亦步亦趋，貌似“忠实”；学者型中规中矩，刻意求工；才子型惟妙惟肖，意在传神。学者型如朱光潜、季羡林，才子型如丰子恺、王道乾，二者兼具型如傅雷、梁实秋。至于工匠型翻译，当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也不敢举。严格说来，那已不是文学翻译，更不是翻译文学。翻译匠和翻译家的区别在于，前者传达语法、意思和故事，后者再现表情、感动或审美愉悦。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文学翻译最重要的就是审美忠实。换言之，文学翻译的生命在文学，在文学性或文学审美。

　　而这正是目前文学翻译实践、文学翻译批评的盲点所在。窃以为，随着国际交流的频繁、外语热的白热化和懂外语人数的迅速增加，当下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主要问题，较之准确性，恐怕更在于文学性的缺位，以致读起来味同嚼蜡。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原作本身是否味同嚼蜡？如果不是，那么译者标榜的忠实或准确性又体现在哪里呢？事情十分清楚，那才是致命的不忠实、不准确，纵然语法、词汇、句式等形式层面贴得很紧甚至无懈可击。换言之，无论有多少理由，翻译文学作品都不该译丢了文学性。

　　不过一般说来，这不会是译者有意为之，而大多是译者缺乏文学自觉、文学悟性所使然。奇怪的更是批评界，一些谈论文学翻译的学者也丢了文学性这个根本。也许受费道罗夫“等值翻译”和尤金·奈达“等效论”等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影响，批评者往往逐词逐句对照原文，从科学性、技术性、工具性角度分析译文与原文是否等值，而忽略了作为文学译作生命的文学性或整体审美效果是否等效。好比拿着显微镜窥看孩子眉毛的长短和根数同妈妈是否相等，而不观察眼神和气质是否接近。

　　不无遗憾的是，对拙译村上作品的批评也存在类似情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东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藤井省三先生。他在2007年7月出版的《村上春树心底的中国》一书中严厉批评作为笔者翻译观之核心的“审美忠实”。他以《挪威的森林》中玲子弹吉他之句为例，批评“林译的‘审美忠实’反倒显得浓妆艳抹”。根据是村上原作用的是“口语体”，而拙译用的是“文语体、书面语体”。藤井先生的批评诚然引起了反响，但真正表示赞赏的学者则很少，尤其鲜有日文教授。究其原因，华东师大博导高宁教授最近就此指出了两点。一是，村上作品文体问题在学者之间存在争论，二是，藤井先生作为国外汉学家，“对汉语诸多微妙之处的把握究竟达到何种程度，恐怕还是留有考察余地的”（《关于文学翻译批评的学术思考———兼与止庵先生商榷》，载《东方翻译》2011年第1期）。第一点涉及批评依据，第二点关乎批评资格。作为学术批评，二者都非同儿戏。

　　据我所知，学者中对“藤井说”明显持认同态度的，似乎只有止庵先生一位。前不久他发表文章：“今年春天‘村上御用翻译林少华遭《1Q84》版权方弃用’，在书界轰动一时，其实是两年前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在所著《村上春树心目中的中国》批评林译村上春树作品的后续效应。”（《关于翻译的外行话》，载于《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12月17日）。且不说内容是否属实，仅就“御用”、“弃用”这种表达方式而言，就完全无视中文译者的尊严和主体性。而后，并不精通日文的止庵先生深入日语微观文本，直接借用藤井先生之例，断言拙译“总给以‘隔’的感觉。所以也可称之为‘隔译’———距离原著所描绘的特定意思或特定情形显然较之‘直译’要远，或许远到不着边际的程度。”而日文教授高宁先生的论文得出的结论是：“原文、译文两相对比，在语序上，两者相去不远，整段译文基本上沿原文顺流而下，并不‘给人以隔的感觉’。”而且，高宁教授还注意到了其他两种译文“修辞不周”、“不像文学语言”———季羡林先生认为“‘雅’是对于文学语言的忠诚”———即文学翻译的文学性问题，而止庵先生的批评不仅在学术性上有待商榷，还丢掉了文学翻译的文学性———批评文学翻译不提文学。

　　文学翻译实践丢掉了文学性，文学翻译批评又丢掉了文学性甚至学术性，不妨说是当下译界值得警惕的一种退化。套用翻译家、北大教授许渊冲先生批评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说法，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不谈美。下焉者只谈‘形似’，上焉者也只谈‘意似’，却不谈‘神似’，不谈‘创造性’”（许均等著《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P49）。如此翻译下去、批评下去，文学译作不“味同嚼蜡”、不“给原文压得扁扁的”（董桥语）像个瘪三才怪！毫无疑问，文学翻译应回归文学，回归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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