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去新华书店，看到张友松老先生翻译的《马克·吐温文集》放在书架上。书是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的，而且装帧得很精致漂亮。我为老人在耄耋之年的新收获感到由衷高兴。

　　因为编辑过一本关于纪念沈从文先生的书，那年通过书中作者和熟人介绍，知道了张友松先生。后来，张先生给我来过一封信，也是联系出版方面事情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早先出过一套《马克·吐温小说集》，译者就是张友松，这是约略知道一些的。但张友松究竟何许人也，像我们这一代人恐怕与他阻隔着一条很宽的河流，是很少知道的。倒是隔壁的翻译家江声先生告知了我一二。

　　原来，张先生是南方人，少年时随父亲来了北平，在这里上完了中学和大学。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就开始在北平的刊物上发表作品和译文，也写小说、散文和评论。后来，他的姐姐张挹兰女士和李大钊等同志一起被反动军阀杀害，为防株连，他去了上海。在那里专门从事翻译工作，并创办过春潮书局，还同胡适等人一起组织了翻译欧美文学小组。抗战前后，因生计原由，先是流浪于济南、青岛、长沙等地，最后去了重庆，一直以教书为业。1952年到北京后从事专业翻译，十多年里，出过三十多部书。1957年后，屡受磨难，几至家破人亡。在逆境中，他笔耕不止，著译颇丰。

　　在张先生给我写信时，他已是八十八岁高龄，可是笔锋仍健，字里行间，情绪昂扬，自信可以活到一百，今后还会有大作为。

　　信中，老先生提出能否给他出一套译文全集。就先生成就而言，出一套全集肯定是当之无愧的。可由于当时，出版正逢艰难时期，文艺图书订数萎缩，过去可印十几万册的书，订数却只有千把册。一套全集几十本，全部出齐，谈何容易。

　　在回信的时候，尽管我明知婉拒对一个一生从事翻译，屡经坎坷，又来日无多的老人，似乎有点不太公道，但我只能这样。在信中，我又提出一种颇有几分安慰色彩的建议。其时，我们正有一套世界著名作家短篇小说全集在编辑中，所以特请他能否为我们编一套马克· 吐温短篇小说全集。对于我的这一建议，张先生很快回信了。他说，马克·吐温一生创作以长篇为主，短篇不多，难以与《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并列。他只答应编一本把马氏的短篇和长篇精华章节合在一起的书。同时又提到，“我的回忆录可否出一书，我一生经历相当曲折而复杂，其中不少惊险情节和一些奇人奇事，这种书对青少年选择人生道路可供参考，中老年读者也爱看。”

　　我后来把张先生的意思转告给有关方面，希望他们能与张先生具体洽谈。

　　事情过去了许久，不知张先生的译文全集出版事宜联系得怎么样了？也不知道他的回忆录写完了没有？在原来的信中，他还说到住房困难，尽管出过三十多本书，仍过着艰苦的生活等等。只是不清楚这一切怎么样了，是否顺着他意想的方向变化着。

　　促使这些事情的如意转化，作为我，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却不能不关心和惦记。好在他终于有一套译作出版了，这于已九十高龄的老人来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同时于我这个与之有过一点书信交往的后辈也是一种慰藉。

　　张老先生住在四川成都的草堂寺，不知是不是“老病有孤舟”的杜甫的那个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