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译网评论：莫言和我们都应该感谢安娜这个汉学家和翻译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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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莫言在斯德哥尔摩的最后一场公开活动——与瑞典翻译家陈安娜畅谈在皇家大剧院举行。

陈安娜曾多次翻译莫言作品，被称为莫言得奖背后的外国女人。陈安娜的提问更关注写作本身，并试图从感情层面来解读莫言，莫言当场自我解密：“我喜欢把自己置身故事。但小说里的和现实中的我不是一个人，他既是我也不是我。小说里的莫言没什么优点，现实中的莫言优点还是很多的。 ”整场对话，莫言太太就坐在台下第一排静静地听着。

　　答主持人问

　　作家让坏人担心怕被写进去

曾经造访莫言家乡山东高密的现场主持人首先发问：“高密的父老乡亲担不担心你将他们写到作品里去？”莫言说：“任何作家都会大量使用故乡和青少年时期的素材，我的小说里也有许多生活中的原型，但我没问过他们同不同意被我写进去。我没写小说前，他们什么都会和我说，我开始写小说后，他们就会提防说，别和他说啊，担心他写到小说去，所以我想他肯定干了什么坏事。我感到作家有种力量，坏人担心会被写进去，而好人不怕。”

随后，莫言谈到当天下午的一次经历，他说：“今下午和一个传教士的女儿聊天，发现她一个西方人，却一口高密话，一问她祖父母果然在我家乡附近呆过，我的小说中瑞典传教士和这个事实是密切相关的。我的小说里有个瑞典传教士，当时中国有个别人写文批评我，说我为了得诺贝尔文学奖，所以写了个瑞典传教士，但确实有个瑞典传教士在我的家乡传教。”

现场主持人还以《生死疲劳》为例，认为莫言作品中很多是写小人物对抗权威。莫言借《秋菊打官司》来表明：“秋菊千辛万苦才得到一个小公道，该电影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响，唤醒了大家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利。这部电影上映后，中国上访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和张艺谋有直接关系。但我写《生死疲劳》时，没把西门闹写成秋菊，这个故事的原型可以在蒲松龄的小说中找到。”

在被问及中国的年轻作家如何表现农村时，莫言说：“现在有不少80、90后在写农村，他们写的与我不一样，我写的是记忆中的农村，他们的农村是现实中的农村。另外，创作主题不一样，我像他们那么大的时候，在农村，现在这个年纪的人在城市打工，很多在城市打工的人在写农村，他们是在写农村还是城市生活，已难定位。”

　　答陈安娜问

　　小说中的莫言和现实不同

陈安娜的提问则更关注写作本身，她问莫言写作的速度往往很快，是否因为在动笔之前已完全构思好了。莫言说：“有的小说很成熟，有的有个大概想法，我发现很多精彩细节是从写作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天堂》属于后面这种情况。这个小说有故事原型，1987年确实在我的故乡山东发生过这个事情。我看到这个事情的报道很生气，拿起笔来就想把它写成一篇小说。”

陈安娜还谈到，从小说中能够感受到莫言的感情，而不是冷眼旁观地写作。莫言坦言：“我确实是这样，喜欢把自己置身故事，早先的《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还好，到《生死疲劳》时，已经跳进小说里，但小说里的和现实中的我不是一个人，他既是我也不是我。小说里的莫言没什么优点，现实中的莫言优点还是很多的。”

此外，陈安娜还关注到了动物在莫言的小说中担当的特别角色，莫言表示，“在我的小说中确实有很多动物，大多我写过的动物我都非常熟悉，我从小放过牛羊，现在做梦都会梦到那些动物，所以我写动物像写人一样亲切。狐狸在我老家人心中，是种非常神秘的动物，其传说、神话非常多。比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就有很多狐狸的故事。现在男人说女人是狐狸精是在赞美她漂亮有魅力，女人骂另一女人狐狸精是在嫉妒她——和我同台做节目的实际上有很多狐狸精，我小说中写狐狸很少正面描写，我只在少年时远远地见过一只狐狸，我真正见狐狸是2005年在北海道，那只狐狸像狗一样不怕生人，会吃我手中的香肠，一下子打破了我对狐狸的神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