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发现，面对这种乱相，译者、编者、出版社已然“出离愤怒”。而成效甚微的打击力度，让一些抗争者感到“心灰意冷”。

    “文革后，我们收到来自上海的第一笔翻译费的通知———只有15元，我至今也没去领，因为我很生气，这样低的稿酬不像话。现在，我知道的叶老翻译的《安徒生童话》的盗版版本约有40个”

    “我刚休息好，你可以来谈谈。”问明记者采访意图，年逾九十的苑茵女士在电话里没有丝毫迟疑，她思维清晰敏捷，表述准确利落。

    苑茵出生于1919年2月，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傍晚时分，记者走进苑茵家的客厅，这是她与丈夫叶君健共同生活多年的家。

    灯光柔和地映照在墙壁上悬挂的一幅油画上，那是以叶君健偕夫人赴丹麦接受勋章为题的画作。在世界闻名的美人鱼铜像前，叶君健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与夫人面对面地交谈着，“美人鱼”眺望着大海。

    1913年，美人鱼雕像正式安放在哥本哈根市长堤公园临海的一块巨大花岗石上。

    一年后，中国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一个小山村里诞生了一个男孩。

    30年后，长大成年的他在英国剑桥大学丹麦同学的盛情邀请下来到丹麦，来到美人鱼雕像下，此后，年年暑假他都前往丹麦采风，日积月累中，他熟悉了这里的风土人情，熟知了安徒生的成长经历。

    出于敬重和钦佩，更出于对安徒生文字的喜爱，这个中国青年立志译出安徒生全集，从此历尽人生40年的光阴，翻译、修订、校对，从青年到老年，终将多达三百余万字的安徒生全集翻译完毕。

    这个中国青年就是叶君健。

    “今年1月5日是叶老逝世十周年祭日，本来打算好好搞个纪念仪式。”苑茵告诉记者，因为有家出版社7年前与她签订了出版《叶君健文集》的合同，并答应让这部汇集叶老毕生精力和心血、寄托苑茵心愿的巨著出现在纪念仪式上，但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实现，纪念仪式经商议将推迟到今年清明节举行。

    苑茵说，1954年，上海平明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选集》，安徒生童话一下子风靡中国，为青少年深深喜爱。尽管这本薄薄的《安徒生童话选集》一版再版，但在苑茵的记忆中，直至“文革”前，叶君健从未得到过翻译报酬。

    “‘文革’后开始有稿酬了，我们收到来自上海的第一笔翻译费的通知，只有15元。”苑茵说，那是一套共20多本书的稿费，“这笔钱我至今也没去领，因为我很生气。我曾陪叶老去丹麦领奖，人家给他授勋，非常重视，我觉得这样低的稿酬不像话”。

    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来，各省市都印刷出版《安徒生童话》，有朋友不断将各式各样版本的安徒生童话递到叶君健、苑茵夫妇手上，经仔细审阅，夫妇俩既郁闷又无奈。

    “现在，我知道的叶老翻译的《安徒生童话》的盗版版本约有40个。”苑茵说，中英文对照的《安徒生童话》出版后，苑茵亲自同丹麦驻华大使馆的文化官员到图书大厦签名售书，“那一天就售出500多册，随后这本书就被盗版了。”

    苑茵清楚地记得，有个老同学带个香港人进家，游说要在香港出版叶老翻译的《安徒生童话》，说稿酬能值一辆小汽车的钱。

    “当年那是很高的一笔数目，但文稿拿到香港就没下文了。”苑茵说，叶老去香港时还专门找过那个香港人，他就是躲着不见。此后，香港有了叶老翻译的版本，后来泰国、新加坡也都有了这个版本的《安徒生童话》……

    翻译市场需求量的急剧增加，使得那些觊觎出版利润的盗版者伺机而动。在某图书展览会上，竟然出现同一译者翻译阿拉伯文、希腊文、挪威文、英文等诸多书籍的“奇观”

    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目前专门从事翻译职业、拥有翻译职称的约6万余人(高校教师不在此列)，将外文译为中文的翻译人数，加上国外的译者，总人数可达五六十万人。相比之下，将中文译为外文的翻译奇缺，其人数无法应对当今社会的迫切需要。能准确将政府工作报告等文件译成外文的一流译者，在全国不到200人。

    一方面，人才奇缺；另一方面，翻译市场如同一个还未充分开采的“富矿”，于是，各种不规范的行为出现了，继而变得“见怪不怪”：不法书商低价雇佣大学生、教师或从事翻译的人赶译正规出版社的引进图书；为争抢市场不惜抄袭侵权、粗制乱译以牟取非法利益；众多草草成立的翻译公司不需要专业资质审核，公司里甚至没有懂外文的译员就敢对外签订译文合同，再外寻译员压价谈判……

    国内翻译界的乱相已经影响到图书出版业的健康发展，显现出令人忧虑的态势。而翻译市场需求量的急剧增加，使得那些觊觎出版利润的盗版者伺机而动。

    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的老编辑张福生，从北京大学俄语系一毕业就来到这里工作，在这幢老楼里度过了32年时光。他轻轻拍着自己的办公桌桌面说：“三十多年没挪地方，来了就这张桌子！”

    记者问张福生，盗版书集中在外国文学编辑室哪些书目上？回答令人吃惊：“我们社各个语种的名著都有盗版，我们社所有过去出版的书籍几乎全被别人盗过。”

    提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复活》、《契柯夫小说集》、《托尔斯泰文集》被盗版，张福生情绪有些激动，“我说那些盗版者是丧尽天良！”

    这样讲是不是有些过分？

    “过分？一点儿都不。”张福生愤愤地说，“你辛辛苦苦生育养大的一个孩子，供他吃供他穿，突然有一天让别人给抢走了，这人还是你根本看不上的一个人，你怎么想？”

    外行人无法洞悉从事外国文学编辑工作的艰辛，记者请张福生做了个介绍。

    这位老编辑拿起桌上放着的一本俄文原版书《索尔仁尼琴传》说：首先，依据多年对国外书籍动态的了解，知道人家出版了这本书，想亲眼看到这本书就得想办法，要找国外原作者联系商谈版权，经过报价、谈判，再经自己这方成本核算后，认为值得在国内翻译出版，就要签订相关合同引进版权，然后考虑找哪位翻译者最适合，对翻译完成的译稿“打毛刺”，对照原文校对时发现解决不了的问题还得向国外原书作者请教，不能出笑话，不能有“硬伤”，整个过程也许很漫长，要花上几年时间才能搞定，然后是设计、下厂、排版、装订，直至成书出版。

    “盗版者拿着你费尽千辛万苦译出来的书，找个敲电脑的快手，或者用更先进的技术扫描，不费什么事几天就搞定一本书，哪儿有什么成本，无非就是录入、纸张，人家根本不需要与大使馆联系，不需要与原作者联系，更不用支付版权费用，他们可以花钱把盗版书的封面和装帧搞得比你的漂亮得多，然后堂而皇之地摆在货架上卖开了，你不生气？”

    张福生给记者讲了一件他亲眼看到的“奇观”：在出席某图书展览会时，在一家出版社陈列展台上，他竟然发现，阿拉伯文、希腊文、挪威文、英文等诸多翻译书籍，居然出自同一译者。

    “我们在这个行当里干这么多年了，哪个语种里谁最行最能干都知道。”张福生说，为了逃避盗版指控，有的出版社乱编个译者名字，根本就没这个人。更荒唐的是，有的人不懂原文甚至不懂外语也当起译者来。

    “我呼吁了，还亲自打官司，写文章揭露斥责盗版，也曾写信催促有关部门解决，为政协委员撰写提案，这一切又能怎样？成效甚微啊”

    面对众多劣质抄袭和盗版的书籍，苑茵说，依自己这般年龄已经折腾不起，打官司太难，她从来不指望抄袭者、盗版者有何补偿。她说，“盗版真正损害的是翻译家最起码的尊严”。

    记者发现，几乎所有的编者、译者，对于走诉讼之路维护自身权益，都不同程度地表示出“心灰意冷”。

    李景端是我国翻译出版界知名人物，作为《译林》杂志及译林出版社的创建人、首任社长兼总编辑，他卸任后仍然关注着保护译者和出版社著作权的问题。他曾于2001年在北京出庭代理季羡林等15位翻译者打赢著作权官司，曾写文章质疑和揭露能译十几国文字的所谓大翻译家“李斯”和一年能出二十多本译著的“龙婧”。

    记者电话采访了家在江苏南京的李景端先生。

    李景端承认“打著作权官司太难”。他总结出的“难”有四个方面：一是认定侵权难。在法庭审理中对抄袭与否、侵权与否的认定最难，事实上许多案件上了法庭就不了了之了；二是取证难。在著作权这一领域，没有强制鉴定、权威仲裁这一程序，被告不承认，由谁来确认侵权事实存在或发生过，这成为法律实际操作的最大障碍；三是诉讼成本过高。很多人不是不想打官司，而是往往赢了官司耗费精力不说，还要赔上很多钱；四是侵权处罚力度不大。依据法律所能够请求赔偿的数额，只是侵权者非法获利数额的极小部分，既然无关痛痒，侵权者的嚣张也就很正常了。

    作为意大利作家德·阿米琪斯名篇《爱的教育》的译者，翻译家王干卿曾撰文为廓清译坛奋力呼喊，倾诉自己的困惑与无助。他以意大利文原版翻译了《爱的教育》一书，并于1998年出版。为了这本译著，他几乎搭上性命。

    王干卿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搜集了此书的数十个版本，发现有的版本是用多个不同译本拼凑而成的，有的版本则毫无道理地“改写”原著。在他看来，“伪书横行”让原书作者背上黑锅，蒙受了不白之冤，蒙骗和坑害了广大读者，实在令人愤恨。

    在四处寻觅伪书书商和“译者”的过程中，王干卿听到了这样的答复：

    “抄你的？怪事！”

    “抄你的又怎么样？”

    “既然你说抄你的，你去告呀！”

    有人甚至打来恐吓、骚扰电话，让王干卿“放老实点”，“别没事找事”。

    默默望着案头摆放的《爱的教育》近三十个不同版本的盗版侵权书、“伪书”、“假书”、“搭车书”及其他各类编译书，王干卿感叹：读者冲着《爱的教育》这个名著来购买，不可能判断译本优劣。侵权书大多装潢精美诱人，其成本低廉、定价偏低，售卖火爆，而正版书多包装不佳，价格偏高，被弃在书店柜台最下层无人问津。王干卿的疑惑是，“真不清楚这是翻译市场真正的繁荣，还是虚假的繁荣？”

    而李景端则毫不掩饰自己的悲观，他说：“我呼吁了，还亲自打了官司，还写文章揭露斥责盗版。我也曾写信催促有关部门解决，还为政协委员撰写提案，这一切又能怎样？成效甚微啊！”

    叶君健、苑茵夫妇曾委托中国作家协会版权保护部门打假。“人家说，要找出叶老的翻译语言特点才能打官司。”苑茵说。

    判断一本外国文学图书是不是盗版书，真的那么难吗？张福生认为，这绝非难事。

    以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为例，张福生说：“有些场景的描写谁都能翻译，有的场景和描写只能在好的译者笔下，才能凭借多年储备的学识和经验‘甩彩’，别人翻译不出来。人家上世纪50年代就翻译出来的《安徒生童话》，后来不断修订，别人再翻译，至少也有个样本在前。”

    张福生建议，必要时，可以由政府有关部门指令成立专家鉴定组，一方面考察译者对译著专门知识的积累，一方面考察译者语句习惯、翻译方法，还可以采取面对面直接提问的方式检验译者是否真正熟悉原著原文。

    “关键是有关部门想不想管好，有没有办法管好。”张福生说。

    盗版成本非常低，再加上有地方保护主义作怪，处罚力度也不够大，致使盗版现象屡禁不绝

    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1年，半个多世纪以来，作为国家级文学出版社，该社至今已出版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以及文学理论、高校文科教材、人文科学著作等图书近9000多种，发行8亿多册。

    2月27日上午，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路英勇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发展到现在，每年出书总码洋达3亿多元，销售收入1.5亿元左右，外国文学占到四分之一。改革开放后，外国文学出版出现竞争局面，人民文学出版社因为资源丰厚，名著出版积累多，仍是外国文学出版的重镇。

    路英勇坦言，盗版成本非常低，再加上有地方保护主义作怪，处罚力度也不够大，致使盗版现象屡禁不绝，“我们面临着很大的困扰。一旦发现有盗版，我们要去取证，包括出差、派专人，成本很高，而效果也不敢期待，常常是得不偿失”。

    “据我所知，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国内还没有一家出版单位与其在西班牙的版权代理人谈妥版权事宜。”路英勇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接触过这本书的版权代理人，人家要价非常高，一本书要一美元，还要很高的起印数，根据起印数事先一次性付清。尽管这不是国际版权谈判的惯例，但人家的想法是，拿走高额版税，就这一锤子买卖。说到底，这还是对我们的市场环境没有信任感。

    在路英勇看来，对外国名著滥译、滥编致使译文整体质量下降，导致出版界在社会公众中普遍引发了诚信危机。虽然读者图盗版书便宜而购买，但最终损害的不仅仅是正规守法出版社的经济利益和品牌声誉，也损害了读者享受上乘品质译文书籍的权益。

    路英勇在日本学习期间了解到，成熟的图书市场是需要经过日趋完善的整顿和教育的。日本民众一旦发现某书店里有盗版书卖，这个书店此后就很少有人光顾了。民众自觉抵制盗版书，盗版书的违法成本就提升很高，要冒很大的风险，盗版现象因此而大大减少。贪图便宜、不辨是非地购买盗版图书，也是助长盗版猖獗一个客观因素。

    记者从中国翻译协会了解到，1992年，中国加入《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后，正规守法的出版社对已经出版的图书版权进行了大范围严格审核，对处在版权保护期内的作者和作品，想方设法找到版权所有者或版权代理人，签署合同，支付应付的版权费用，规范地执行版权规定。

    然而，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后，有关管理部门不再对翻译著述和译者进行统计。从此，每年全国到底有多少重印重译的外国著作难以知晓。放弃这项权威统计，导致沿袭多年向读者推荐好版本的做法失去了可靠依据。

    记者手记 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统计：2008年中国软件著作权登记量同比增长9成以上，47000多件的数字，超过了前两年登记量的总和。尽管如此，中国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承认，中国版权产业起步较晚，中国版权市场开始与世界接轨不到20年，民间对“版权”这个概念还相当陌生。

    盗版抄袭者在争抢世界名著、国外畅销书方面不遗余力，译者、编者、出版社为维护版权寻求法律救济的实际操作却存在障碍。怎样才能把那些从污水坑里爬上岸、换上“马甲”堂而皇之闯入的盗版图书赶出殿堂，重塑出版界、翻译界通过法律途径来讨伐盗版者的信心，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课题。（杜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