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有朋友让我翻译一篇有关农民工问题的论文，这下我可犯了难。“农民工”这个词咋翻译？朋友简单的翻译为“farmer worker”(农场主工人)，这种中国式英语让人啼笑皆非。其实难怪，这个词真的极具中国特色，想了许久，我决定把它翻译成英语里的近似词汇:“migrant laborer”(移民劳动者)。

这就是今天我要为深圳王荣代市长的一句话叫好的原因。王代市长新官上任，带来一股新气息。7月3日他表示深圳“农民工”概念将会消失。农民工的概念，是指改革开放初期，一大批离开土地进城打工，但是还会回归土地的人群。而今，他们的第二代已经融入城市，扎根深圳，不再回到父辈的土地。“农民工”这个称谓也正在走入历史。

回想起不久前，上海通过了居住证转户籍的改革试点。农民工和其他新上海人一道看到了曙光，他们或者他们的下一代将有可能获得上海的“准生证”。

薄薄一张纸，满是辛酸泪。从“盲流”到“民工”的日子里，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城市的剩余工作。这就是最脏、最累和危险性最大的工作，却享受着最低的待遇、最少的福利和几乎等于零的人身保障。

稍加回首，我们不难发现第一代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不仅享受不到平等的国民待遇，反而平添了许多额外的歧视，除了身份证不交钱外，其他什么暂居证、务工证都交钱，美名其为加强人口管理，无非就是另外交几百块钱增加农民的负担。

正如倪萍在《中国农民工》慈善晚会上说的，农民工兄弟也需要尊重，一份尊重、一份理解、一份平等、一份公平，很多时候农民工们要求的并不多，就是你见面跟他打个招呼，一个微笑。

然而，深圳和上海的改革试点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微笑，很多人认为推倒城乡围墙骚扰了城市人现有的“金窝窝”。

其实这种说法很片面。同样在这个城市里工作和生活，民工也和我们一样，同样创造着价值，承担着城市运行的功能。但他们却享受不到城市的社会保障、救济等待遇，甚至连基本的医疗、教育等权利，也不对等。说到底，我们亏欠他们的太多了。

民工已经是城市生态的有机体，城市人没有权利操着“既得利益者”的口吻。将心比心，正如王荣所说，“正因为这些农民工，使得深圳在短时间内得到快速的发展，并且没有留下多少需要为他们根本性解决的问题。”

相反，给予这些新市民同工同酬、相同的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是未来政府的责任。

拿掉公文里的“农民工”容易，难在跨越心中这道城乡歧视的“篱笆墙”。人人有追求“生活在别处”权利，请肯定咱的迁徙自由，叫我们城市“新移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