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时以小说《黄昏雨》摘得法兰西青年作家奖，并初次正式翻译；至今译出法语文学作品200万字，主要译作有《杜拉斯传》、《生活在别处》、《法兰西组曲》、《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流浪的星星》等，出版翻译轶事杂谈集《文字·传奇》、《最难的事》、《我目光下的你》。译作《大卫·格德尔》入选首届傅雷翻译出版奖

　　与袁筱一的第一次真正相对，是随她一起去南京大学开讲座。火车都要开了，她才到，在所有人焦急的目光中，她轻描淡写地说了刚遭遇的一场交通事故，然后，翻开本书便读起来。

　　我想起最初触动我视线的袁筱一，那是很久以前，读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模糊地记下了她——译者的名字。再后来是读《杜拉斯传》，那个总是陷入绝望的女人在袁筱一的译笔下，特别叫人心疼。当时我想，这已经不是纯然在翻译了，译者成了隐在杜拉斯后面的一个身影。如今，我们已是相熟的朋友，她依然不愿轻易提那些在别人看来需要宣扬的履历和名衔，比如法国文学翻译家、评论家，比如华东师范大学法语系主任、外语学院副院长……

　　袁筱一现在的生活内容，是在大学讲授法国文学和写作课，同时翻译、写作。有人说，现在的大学老师里，已经很少有像她那样，用自己的感性体验来讲述作家的了；人家都偏好解读流派理念、套用新潮理论，都把作家、作品当作冷冰冰的解剖对象。我记得，在南京大学那个春雨绵绵的下午，袁筱一以“用文字的性感抵御存在的死感”作贯穿线，将萨特、波伏娃、加缪、杜拉斯、萨冈、罗兰·巴特、罗布-格里耶、米兰·昆德拉等9位出生于20世纪、突破性地继承了法国小说传统的现代经典作家一一说来，一直说到当时还不为大家熟知的勒克莱齐奥。

　　有时候我会揣测，是什么原因，袁筱一在25岁的时候会决然离别校园，去做一份似乎跟她完全不搭的工作——“家乐福”市场调查部经理。25岁前的她，已读完了博士学位，已经在法国捧得法兰西青年作家奖杯——而袁筱一的第一次“正式”翻译，译的正是自己的这个获奖小说《黄昏雨》，那次独特的翻译体验，让她这么多年来，始终憧憬着能再次得到这样的“创造性翻译”的机会。

　　可她突然离开了学院的圈子，像大多数同窗那样去外企谋生。面对讶异，她说她是厌倦了“双脚不着地”的状态，她被失落打败：“为什么那些教我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一转身却比任何人都现实地活着？”

　　现在回头看在“家乐福”工作的5年，她说充实而快乐，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只不过，她终究没有丢开翻译——自己的理想国中的玫瑰园。她忙中偷闲，几页几页地译着法语小说。也许是注定的，她终究要和她深爱的文字日夜相对。她称文学翻译是在“寻找、接近、澄清、相融和分离”的过程中，对精神高度的坚守，那种彼此交缠甚或抵死缠绵的情意，像足了爱。

　　她始终想着董桥先生对翻译水准高下的论断，“下等译匠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给原文压得扁扁的，只好忍气吞声；高等译手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跟原文平起平坐，谈情说爱，毫无顾忌”。她所以为的全心投入和舍得交付，或许正如杜拉斯在《情人》里所写，“爱，只有在无可企及时才作为爱而存在”。

　　在2008年勒克莱齐奥摘得诺贝尔文学奖而被国内文学圈追捧之前，袁筱一就翻译了他的作品，诸多总是以大胆想象代替小心求证的媒体，给她戴上一顶“独具慧眼”的高帽。对此她一再澄清，翻译《流浪的星星》只是完成老师许钧交下的“功课”。当然，这一次的偶遇让她就此喜欢上了勒克莱齐奥。她感性地说，这种译者和原作者的不期而遇，是“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早一步，也没晚一步，刚巧赶上了”。

　　“翻译就像是和活在精神世界里的人谈一场寻常恋爱那样”，这样纯粹的至情至性的表述，是袁筱一喜欢的，如同她一直难以忘怀赵瑞蕻先生。赵瑞蕻是《红与黑》的第一位译者，去世前又在重译。他历经坎坷，却似乎始终不谙世事的劲头儿，特别让她感动，也特别令她向往。在到处是理性的悖反，生存的荒唐、暧昧和令人困惑的漩涡当中，她愿意相信，会有文字以及更为广阔的艺术不停歇地穿过生命，恍若里尔克在一首诗中所写：“你们行走似许多闪光的鹿，而我是黑暗，而我是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