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资本主义体制中界定政府职能比较棘手。在专制体制中，有时候这个问题根本就毫无意义，只不过采取的方略却有可能不同。中国这个共产主义国家仅仅名存而已，实际上已经是一党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也被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中国自己更喜欢说成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按照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的绩效所证实的，由于采取精心安排的五年计划方式，它在驾驭经济发展方面稳定性就更高，这是它的体制的优势所在。这套计划基本上都务实而合乎逻辑，至少在纸面上看来是这样。我们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模式已经推翻了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交相关联的理论。

        为了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北京市发改委请我为北京经济草拟一份建议。我没有听从中国政府官员的劝导，而是从外国人的角度、依据务实的观点来分析主要的风险与需求。结果后来北京市的“十一五计划”与我的报告简直就像如出一辙，这倒挺有意思。不过此事引得媒体评论说，北京市政府“听从了我的建议”，这却让我颇为不安。实际上无论是中国经济学家还是像我这样的外国人，在这方面提出的要点几乎都一样。要将经济与工程学的务实宗旨与大胆的方略结合起来，从而让国家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中国的计划体制有着无可辩驳的优势。何况这个国家是高层下令、基层执行。这里没有公众辩论，这事既浪费时间，最后还把方略都给毁掉。在中国的体制中，这类辩论都由专家从政者事先关起门来在内部进行；往往也相当费时，因为这道程序的主要特征就是要达成共识。就算高层领导人提出济时之上策，也要经过政府的推敲与肯定，之后才能成为获得批准的政策。

        这种模式让中国走出中世纪经济而跨入21世纪，成为今日人所共知的经济强国。中国是经历了不破不立的过程才取得如此成就的。国内空中、铁道、公路和水上都修建了交通运输网络，为制造业和贸易的增长提供条件。它选择了部分地区来实现快速增长，比如发展初期就选择了沿海；如今则要向内陆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