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四国中其它国家一直也在尝试大体相似的模式，但几乎无一能望其项背。巴西大概算得上十分努力地要让它的政治不左就右、好支持专家从政者。它不得不停止关于意识形态的辩论。21世纪初，居高不下的通胀、犯罪率、收入不均和失业率让它陷于困境。后来敦本务实的思想占了上风，于是被看成死硬左派的领导人决定在左、右两派之间达成共识，以便采用持久的方式来发展经济，为工商业提供增长的空间。政府应该帮助发展，而不是阻碍发展。反对自由市场的思想意识让位于支持工商业的政府以及重点脱贫的目标。巴西采纳资本主义来脱贫，这与它的过去相比明显矛盾，但结果证明这办法行之有效。大多数巴西人承认，要想事先增长，就需要解决不平等的问题。这并非社会主义或左派的教条，而是务实的观念。

    中国的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成了一件难于解决的问题。它的根源部分在于中国未能在党政内部廓清贪污腐败和任人唯亲的弊病。小部分人靠滥用职权而资藉豪富，这往往都得“感谢”涉及国有资产和房地产的所有权交易。政府在芟刜芜秽方面犹豫不决，只怕会破坏它的权力基础，因为维护这套政治制度的现状所要倚仗的人往往恰正是滥用职权、中饱私囊之流。中国必须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它严重破坏政府威信，加剧社会动乱。它应该认真地重拾“为人民服务”的标语。要不然像xx年那种18万人参加的所谓群众事件就会有增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