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同声传译耳机，李修立才能听懂眼前这个美国人Clive James在说些什么，不过，他一直没搞明白“邀请我开会的到底是什么组织”？

　　李修立是河南新乡县七里营新植原种场场长，10年来他承包200亩地种植转基因抗虫棉，早已过上了小康生活。

　　尽管围绕生物技术的争议不断，但李修立已经从中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国家对转基因的政策取向是，以我为主，独立自主，抢占自主知识产权制高点，慎之又慎，反复考量，确保安全性和环保性。”一位专家对记者如是说。

　　日甚一日的争论与争议

　　身为农业生物技术应用国际服务组织（ISAAA）董事会主席，Clive James博士每年都会来北京，2月23日，他发布了《2008年度全球生物技术作物商业化现状报告》。

　　Clive James的报告说，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已经激增至25个，截至2008年，全球生物技术作物累计种植面积达到了20亿英亩，距首次突破10亿英亩大关仅相隔三年时间。而上一个10亿英亩大关的突破用了整整十年。

　　但是，生物技术、转基因，迄今仍不能让公众彻底摆脱“恐慌”。围绕转基因的争论仍然激烈。

　　不久前，全球最大的环保机构——国际绿色和平组织曾旗帜鲜明地反对、抵制推广转基因作物种植和食用。

　　当下，旅德美籍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的一本书《粮食危机》仍在热卖，这本书像极了《货币战争》。威廉·恩道尔通过大量事实与史实传达着这样一个惊天秘密——“美国试图扩散转基因生物计划，为的是将粮食政治化，以实现对全世界的控制”。

　　“我们对恩道尔的观点持保留态度，但他的书为我们开启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赵刚，中国科学技术战略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粮食危机》一书的译者。“那些国外的机构、公司，都有其利益诉求，别指望通过他们去建立属于中国的知识产权体系。转基因作物研发，一定要以我为主。跨国公司的基本做法是先免费将转基因作物的种子给中国农民使用，当你接受了他的产品之后，外方开始提价，以赢取更大利益，他们自己将这比作‘一克种子一克金’。”

　　而转基因已经开始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生活。

　　如今，单就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而言，中国排在全球第六位。此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未来15年内将投入200亿元用于转基因品种研究，主要包括发展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测试。

　　不过，自从2006年转基因被列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唯一一个农业科技重大专项后，它就陷于日复一日、日甚一日的争论与争议之中。

　　目前，几乎所有的争议都集中于两点：转基因作物、转基因食品对生态环境以及人类健康的负面影响。

　　棉花的转基因之战

　　67岁的黄大方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这些年，黄大方的提案多与生物技术有关，他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坚定鼓吹者。

　　“目前转基因作物的核心技术绝大部分被大型跨国公司把持，比如孟山都、巴斯夫、先正达、拜耳，这些公司一直针对发展中国家不遗余力地扩展市场。在转基因抗虫棉领域，我们和美国孟山都公司有过一次殊死的搏斗与较量。”作为亲历者、见证者，回想过往，黄大方至今难以释怀。

　　依照威廉·恩道尔的描述，孟山都和美国政界一直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勾联。

　　就是这个孟山都，在中国引爆了第一场“转基因争夺战”。1992年前后，孟山都提出向中国转让Bt基因抗虫棉技术，但因为孟山都的“狮子大开口”使引进一事戛然而止。1996年前后，孟山都提议在中国农科院建立一个独资的研究中心，但谈判后期，孟山都要求中国农业部给予市场准入权。“中美双方谈了一年多，鉴于孟山都‘要求苛刻’，谈判无果而终。”黄大方告诉记者。

　　后来，中国农科院自主研发的转基因抗虫棉在1997年获得专利，并于1998年进入到市场推广阶段。

　　“孟山都的转基因抗虫棉一度占据了中国70％的市场，但是10年后的今天，孟山都基本被打出了中国市场，国内抗虫害转基因棉花种植领域，国产基因占据了70％以上的市场份额。这是一场了不起的胜利。” 黄大方研究员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

　　“为什么能打败孟山都？我们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没有给对方留下把柄与口实，此外国产基因拥有价格优势以及政府支持。”黄大方研究员清楚地记得，“2001年上半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容基到中国农科院视察，听我们做完汇报后他激动地挥舞着手臂说，中国一定要大力发展自己的转基因抗虫棉。”

　　众所周知，棉花是我国3亿多棉农的重要经济来源，棉花的生产种植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朱容基总理的铿锵表态，成为那场“转基因之战”的转折点。

　　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悬念

　　如果说在转基因抗虫棉领域，中国科学界取得了完胜，那么在转基因大豆方面，中国则处于完败的惨淡境地。

　　“转基因大豆、玉米，美国拥有强大优势。现在中国每年从国外进口大豆超过3000万吨，其中绝大部分是转基因产品。大豆我们已经完全丧失了话语权。”不过，黄大方对中国科学界在转基因抗虫水稻方面的努力充满信心。

　　黄大方向《中国经营报》记者展示了一幅图表，图表显示，我国粮食产量在1998年达到5.12亿吨的峰值后一路下行，直到2008年才恢复到5.2亿吨以上。“我们国家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转基因抗虫水稻是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的重要出路。”

　　“转基因抗虫水稻推行以后，农药的用量会大大降低，大概降低80％左右。这是我们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调查的结果。”另据黄大方测算，“转基因水稻推广以后，每公顷水稻的粮食收获和净收入提高600元左右，每年的效益可以超过290亿元。”

　　转基因抗虫水稻的商业化何时获批？《中国经营报》记者为此询问了农业部科教司综合处处长周平，她表示：“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分为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领取安全证书五个阶段。目前处于安全证书申请阶段，至于什么时候商业化，无法回答。”

　　“每一种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在应用和投放市场前，都必须对其潜在的风险进行科学的评估和安全性管理。”在黄大方看来，转基因抗虫水稻商业化，还关涉生态保护、人类健康、地缘政治、国际贸易等诸多方面。

　　“小麦、水稻，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主食’，还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对这两种转基因食品‘放行’。”有专家如是说。